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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开始出版媒体专著《英雄三部曲》(《英雄》、《现在》、《笑容》)，由于形象时尚，风度气质俱佳，温和与智慧并存，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被称为央视“智嘴”，国际著名大家金庸为《笑容》亲自写序，对杨君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多次出任中国电影电视发展高级论坛主持人并当选主席，2001年获得“新世纪百名杰出女性”称号，并成为新华社“环球20位最有影响力的世纪女性”仪式上唯一的颁奖嘉宾，影视传播学作品被译为17国语言。
2002年入选WHOS WHO世界杰出职业女性，2002年10月出任香港“两地影视业大型交流活动”主持人，2003年3月8日世界妇女节，中国邮政发行了杨君“笑容”系列邮票及首日封。杨君被国内外媒体称为近年来中国影视界的焦点人物之一。
媒介、思想、碰撞，当今媒体风云人物，谁在说?作为北京广播学院电视传播学专业第一位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杨君坚持传播学研究达26年之久。
杨君1990年成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传媒学专业第一位硕士研究生，1992年因品学兼优成绩优异获得国家教委研究生奖学金和三台奖学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以媒体评论员的犀利笔锋撰写大量以媒体为内容的调查及评论，首次提出电影具有媒体属性的观点，同时指出应将媒体的范畴包含八大传播媒介——电视、电影、广播、报纸、杂志、图书、音像、网络等。提出以媒体事件中的典型人物作为研究个例来纵向集纳考察中国及世界媒体发展的观点，并加以成功实践。
《杨君访谈媒体人物》、《杨君访谈国际媒体》是我们准备了三年之后隆重推出的国际国内几百位媒体顶尖人物的大型访谈，以前沿、客观、发展、国家、国际的眼光考察中国媒体走向，有权威人士预计该访谈的推出和媒体人物的成功思想将对中国媒体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和影响。
谢晋（1923年11月21日－2008年10月18日），党员，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毕业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导演系，中国内地导演、编剧 。
1950年，在爱情电影《哑妻》中担任副导演。1954年，独立执导淮剧短片《蓝桥会》，从而开启了他的导演生涯。1957年，执导彩色体育电影《女篮五号》，该片获得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举办的国际电影节银质奖章、墨西哥国际电影节银帽奖 。1960年，凭借战争电影《红色娘子军》获得第1届大众百花奖最佳导演奖。
1965年，执导的剧情电影《舞台姐妹》获得第24届伦敦国际电影节英国电影学会年度奖、第12届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奖。1975年，与颜碧丽、梁廷铎联合执导剧情电影《春苗》。1981年，凭借剧情电影《天云山传奇》获得第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
1986年，执导的剧情电影《芙蓉镇》获得第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 、第10届大众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1988年，执导剧情电影《最后的贵族》，该片获得第1届中国电影节荣誉奖 。1993年，执导的剧情电影《老人与狗》获得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十佳影片奖” 。
1997年，谢晋获得第2届釜山国际电影节荣誉奖。1998年，获得香港（海外）文学艺术家协会颁发的中华文学及艺术家金龙奖“当代电影大师”称号，并获得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2005年，获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 。2007年，获得第1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电影杰出艺术成就奖。
谢晋初入上影厂的早期，曾拍摄一部电影，名为《一场风波》，之后谢晋的电影和人生之路，也从来都是风浪不断，就连谢晋自己都曾自嘲，“我的每一部电影都是‘一场风波’。”
而恰恰是从这些风波中，我们看到一位电影导演对艺术的如痴如醉和鞠躬尽瘁，也看到时代和命运，在一个坚韧闪耀的人身上刻下的一道道勋章。
1957年，新中国第一部彩色体育电影《女篮5号》，是谢晋真正有影响力的开始。这部电影轰动一时，谢晋甚至以一个文艺界人士的身份得了个“中华体育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
但在送这部影片去参加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影片展的时候，突然传来一个消息：体育局的领导认为这部电影有问题。“没有反映出党的领导”“有‘锦标主义’趋向”，片中所传达的竞技精神与当时整个社会倡导主张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相违背。谢晋的这部片子差点被毙掉。之后，是因为周恩来和贺龙两位领导人的拍板认可，才让这部影片得救。
1960年拍摄的《红色娘子军》，是谢晋在“十七年电影时期”的一部代表性力作。片中顶着一双“辣大眼睛”的吴琼花和娘子军们所展现的朝气与昂扬，是一个时代难以磨灭的印记。
但这部影片让谢晋直到晚年谈起时都屡屡表现出意难平，因为他没能保住片中吴琼花和洪常青的爱情。
早在《红色娘子军》开拍之初，有人就提出《红色娘子军》“战争残酷”和“爱情多余”的迹象，但谢晋坚持他对人性的观察与歌颂，认为“吴琼花对洪常青是非常、非常健康的爱情”。面对删除爱情戏的建议，谢晋一度坚决反对，当时夏衍、陈荒煤等领导干部也曾试图力保，但“组织决定”高于一切，谢晋也深知“反‘右’运动不久，大家都小心谨慎”。
后来他说起这段经历总是觉得惋惜，“咬咬牙啪嗒啪嗒剪”，其中一些实在舍不得的画面、保留的镜头，替换了台词，好在，电影里“爱情的眼神”是剪不掉的。
让谢晋吃了“大苦头”的《舞台姐妹》，1965年一经亮相便轰动一时，这部有着独特的视角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反映一对越剧姐妹舞台生活及不同人生道路选择的电影，将江南气韵与女子风韵都拍得极美，人物命运与情感悲欢牢牢抓住观众的心，却也让谢晋牢牢被有心人抓住了“把柄”。
尽管之前谢晋已经“妥协”地将片中原本意味深长的设问句——“我在想，今后要做什么样的人，唱什么样的戏？”改成了更富有政治色彩的“今后，我们要做革命人，唱革命戏”，但躲不过的责难仍是向他铺天盖地地席卷过来。
《舞台姐妹》的成功之处被扣上了“资产阶级人性”的帽子，电影也被打成“大毒草”，批判的大字报贴满了上影厂。
“‘文革’中，我拍的《舞合姐妹》被打成了大毒草，但我在文化广场被押上十万人批斗大会时并没有哭，而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两个傻儿子被人塞进垃圾箱并被逼着吃垃圾时，我哭了。那时候，我曾多次萌发过自杀的念头，但当我一想到孩子，这个念头就又打消了，我想万一我死了，大人不要紧，我的这两个儿子怎么办？他们可怎么活得下去呢！”
谢晋在“文革”中受到的打击是巨大的，最惨烈的莫过于父母双双在此期间选择了结束生命。谢晋的父亲曾是著名的会计师，曾资助两位表弟投奔新四军，解放后立即将老家全部田产捐献给国家。因为《舞台姐妹》的风波，太多难以理解的事和恶意向谢家涌来，老先生留下一张写着“我先走了，你们好好活着”的小纸条撒手人寰。不久之后，谢母也跳楼自尽。
谢晋在他的《谢晋谈艺录》中记录了这一痛彻心扉的时刻——“掀开被单把母亲从地上抱起来，当时好多人围着看，有人议论我，说谢晋抱着妈妈，脸上还在笑。其实我不是笑，嘴歪着，是一种很奇特的表情。”
“文革”结束后，谢晋感慨，“十年的浩劫，许多老一辈的导演已经去世了，我们这些之前还被称为青年导演的人，现在已经变成老导演。时间对我们来讲已经很紧迫了。应该更集中力量，集中目标去创作。用电影的行话讲，‘焦点要实’！”
在这样的心态下，谢晋开启了他创作视野的新高峰，“反思三部曲”的反响一浪高过一浪，而浪潮中的风波，也从未平静。
在谢晋刚接《天云山传奇》剧本的时候，就遭到了夫人徐大雯的坚决反对。夫人提醒他，小说是一回事，拍成电影影响太大，一旦出纰漏可就不得了。摄制组成立后，关于“如何掌握政策问题”的讨论就没停过，到九华山拍外景时，又刮来一阵“搞不得”的风。
宋薇的扮演者王馥荔后来回忆说：“（当时的厂长徐桑楚）曾几次三番赶到我们拍摄的外景地，反复给谢导做工作，说上头通不过，不改剧本就不让拍下去。谢导很苦恼，我们个个儿都顶着压力，边拍边改剧本，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不知道片子拍完了能不能上映，好几次，差点没了 《天云山传奇》了”。
等到电影拍完上映，《天云山传奇》也是一个省一个省地开口子，大家战战兢兢，做好随时“禁映”的准备。有评论文章给这部电影扣上 “完全歪曲了反‘’斗争的历史真相”“毁坏党的形象”“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上的反映”三顶大帽子，但很快引来其他评论家的激烈反驳，趁着全国欢欣鼓舞看电影的热潮力挺电影的知识分子们腰杆也越来越硬。
各方的声援和力挺给了谢晋底气，他在自己的艺术总结中写道，作为艺术家，对那些阻碍国家发展的东西，如不敏锐地发现，勇敢地揭露，大声地呐喊，就是没尽到自己的责任！
1981年是农历鸡年，中国电影家协会首次评选中国电影金鸡奖。在最佳导演、摄影、美工等奖项都已评定时，最佳影片的名单还在激烈讨论中。
候选影片《天云山传奇》成了争论焦点。一些人说不能冒险把《天云山传奇》评为最佳电影，但是，主持电影家协会工作的夏衍、陈荒煤态度坚决，一定要让《天云山传奇》获奖。
在宣布名单的最后一天，评委们一直讨论到凌晨。最终，《天云山传奇》和《巴山夜雨》共同获得了首届金鸡奖的最佳故事片，谢晋获得最佳导演奖。
1984年上映的影片《高山下的花环》，将当时全国最受热捧的小说搬上大银幕，谢晋在李存葆原著的基础上，更升华了小人物的家国情怀，又借战争片的外壳，以独到犀利的笔触痛批了当下社会的种种弊病，感动全国观众。
面对当时的这部“大尺度”创作，谢晋固然也面临了一如既往的压力，但他说，“影片里有一些沉痛的场面，但生活里远远比这沉重。我们离开生活还是远了，实在是自己高高在上，没有生活，却指责什么‘难道我们的生活里是这样的吗？’”
影片从拍完到上映，中越关系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度传言影片面临无法出国放映的尴尬。最终是时任中央拍板，才让这部谢晋导演的心血力作，随其他九部影片共同赴美，组成了他个人影展的片单。
谢晋在谈到这部影片时，曾振奋地表示，今天像《高山下的花环》这样揭露矛盾，真实地反映生活的戏，拍了、演了，而且还受到了大家的好评，是让人振奋的，可以说，我们国家出“大片子”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半叶，谢晋已经酝酿着自己心目中的“巨片”，《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就是他心心念念想要推进的项目。但最终碍于资金、技术等原因未能实现。这部分的能量，谢晋一直继续到《战争》。
《最后的贵族》原定由林青霞主演，原著作者白先勇也曾对这对组合来诠释他的《谪仙记》寄予厚望，认为谢晋能让这部电影“超过《乱世佳人》”。
林青霞当时在谋求转型，当谢晋托人将电影剧本交给她时，她深深被打动，觉得李彤和自己没有距离感，也非常渴望能和谢晋合作拍这部电影，为此她还推掉了大导演李翰祥的电影邀约。媒体轰轰烈烈的宣传在当时也铺天盖地地展开了，但当时台湾地区当局不允许林青霞去大陆拍戏。
谢晋和林青霞当时“双向奔赴”的决心强烈，一个一再推迟开机时间，修改剧本减少上海的戏份以减少林青霞滞留大陆的时间，另一个排除万难秘密来到上海和剧组见面，为了保密连自己母亲都没告诉。
结果商谈完拍片事宜，被秘密送回的路上，由于飞机发生故障，原本已经上了飞机的乘客被全部请下飞机等待故障排除，林青霞在人群中被认了出来，还登上了报纸。面对种种压力，林青霞只好放弃了这次合作。
1986年，《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的文艺批评文章。文中谈到谢晋电影有一个“按规定程序编排”的“模式”，是所谓“某种经过改造了的电影儒学”。一时间，文化界开启了一场对“谢晋电影模式”的讨论和批判。
这场讨论持续了很长时间，讨论从谢晋电影本身上升到“电影的现在”和“民族的未来”。对此，谢晋曾有过回应，他表示，“这种立论就不准确，只能说我的作品有自己的追求和风格，‘模式’意味着凝固、停滞不前，而我还是在不断探索和创新，现实主义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着……”
对于有人评论所谓“谢晋电影模式”惯用“光明的尾巴”。谢晋说，“《天云山传奇》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尾：一种是灰蒙蒙的山野里，矗立着冯晴岚的一座孤坟，一种是满山遍野的红杜鹃，朱薇带着惆怅和忏悔来扫墓。我这个人生性是乐观的，这决定我采取了第二种结尾，但是有人因此批评我是‘加上了光明的尾巴’，能这样看问题吗？”
陈荒煤为谢晋鸣不平时曾表示，“即使谢晋导演的影片有一种‘模式’，而这种‘模式’的确有广大观众喜爱、接受，那么，现在许多人大声疾呼要研究美国娱乐片，为什么独独要打倒谢晋的所谓‘模式’？”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广播电视》杂志上开展了关于“新时期十年最佳导演”的评选活动，在270多万张选票中，有效票为260万张，谢晋以240多万张当选第一名最佳导演。
1988年底，谢晋率先成立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巨星影业公司。在创业这条路上，谢晋说，“我想以我的实践，为中国电影事业探索一条符合艺术规律的道路。”
《战争》作为一部九十年代投资上亿的“巨片”，在当时开众多中国电影史之先河。这位当时已经年过七旬的老导演，用民间集资的方式，开启了中国电影史的一个创举。
这部影片的拍摄也是“乘风破浪”，因为要进行激烈的海战，一定数量的舰只必不可少的，剧组花大价钱买了四艘六十年代初建造的退役旧军舰。其中有一艘六百吨级的“威里士尼”号，“扮演”攻打定海的主战舰。
为了打造这艘战舰，谢晋特派美工师专赴英国进行考察，回来后，九名美工师与船厂工人一起花了数月时间，才将国产退役军舰改装出来。结果开拍后遇上台风，在码头上泊着的“威里士尼”号不幸脱锚，在海上漂远后触礁沉没。
谢晋得知这个消息，半晌无语，独自一人冒着风雨，伤心地在大海边走了很久很久。在连续三天茶饭不进后，谢晋又重新振作起来，爬起来大声说：“好啦，都过去啦，准备拍片吧。”
谢晋一生的“风波”不仅在他的事业上，更在他的生活里。三子一女中，谢晋有两个儿子患有智力障碍，但不妨碍谢晋一生爱着他的孩子们。
有一次，谢晋去深圳参加电影 “双奖” 领奖大会，主持人知道谢晋导演的头衔众多，询问他着重介绍哪个，谢晋说：“我最看重中国残联副主席这个头衔。”
后来谢晋拍摄《启明星》，也开创性地让智力障碍儿童上镜拍电影。拍摄中，他也似乎把对孩子的亲情，转移到残疾小演员们身上。他趴在地上，一遍一遍地给这些孩子示范，还压低大嗓门学猫叫、学狗叫，给他们说戏。
谢晋曾对谢衍寄予厚望，儿子也不负父亲期待，执导的电影《女儿红》入围第31届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并让归亚蕾拿下最佳女主角奖。而谢晋此前曾凭借《芙蓉镇》获得该电影节水晶球奖杯的嘉奖。这种冥冥之中的呼应也成为影坛一段佳话。
谢衍终身未婚，一生都用来照顾父母和弟弟，罹患癌症后他一直瞒着家人，他的猝然离世几乎将一生饱经风霜的谢晋击垮。谢衍去世后，谢晋很长时间闭门不出，吃不下、睡不着。两个月后，谢晋也跟随儿子的脚步而去。
晚年的谢晋有许多未了的心愿，都是关于电影。他一生导演36部电影。谢晋的外甥宋小滨在他书写的《家里家外话谢晋》一书中，记录了一组他手中的“谢晋舅舅晚年没有拍摄成功的影片名单”，其中有《拉贝日记》《石头说话》《与末代皇帝离婚的女人》《琴桥悠悠》《浪漫黄昏》《中国桥魂》《我来过，我很乖》《大人家》等。
《拉贝日记》中的杀戮行为让谢晋表示“看完了，老想吐”，他曾希望可以以此文本拍出一部中国版的《辛德勒的名单》，但因为版权原因未能如愿。
《石头说话》是冯骥才创作的反法西斯题材小说，谢晋曾就影片接洽演员姜武，并到天津进行过外景勘景工作。
作家王兴东的《与末代皇帝离婚的女人》讲述了15岁被日本人送入皇宫嫁给溥仪的“福贵人”的故事，谢晋很是喜欢，他在看完剧本的当夜就给王兴东写信表示“很久没见到这么好的电影剧本”，年过八旬的谢晋，当时还为了电影冒着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严寒，前往长春勘景。最终因为非典的暴发打乱了节奏，剧组资金也出了问题，未能成就。
《琴桥悠悠》是一部关于中国农村教育题材的影片，谢晋与作家何建明接洽时表示，自己很想拍一部“中国式的《乡村女教师》”。当时影片背景选定了贫困山区泰顺县，他不顾山路崎岖多次前往，并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为电影的投资奔走。然而反映山村教育的题材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无人理会，谢晋没能等到《琴桥悠悠》正式开拍。
此外，还有关于桥梁专家茅以升事迹为背景的《中国桥魂》，记述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总经理胡治藩爱国情怀以及他与江南名旦金素雯生死恋情的《大人家》，这些题材都随着谢晋导演的离世成为一声叹息。
常年从事谢晋研究的学者石川说，谢晋晚年感兴趣的都是讲述人道主义的故事。谢衍在去世前曾对朋友这样诉说父亲谢晋的现状：“他有幸福的一面，也有很痛苦的一面——现在商业社会整个都变了，他不拍那种武打的东西，不会迎合，他一直想拍电影，现在找资金不是很容易，拍片机会比较少，我想他这方面很痛苦。”
清华大学教授尹鸿曾在评价谢晋时直白而无奈地表示，“一个人很难超越自己的时代，在谢晋时代，他已经做到最好，成为一面旗帜、一座高峰。即使在今天，在电影观照现实能力的深度、广度上，在影响大众的能力上，也都无人能够超越谢晋。”
谢晋一生拍片，从未倦怠，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他在《谢晋谈艺录》中这样形容导演的工作——不仅是艺术家，而且是学者，是思想家。他们有丰富的激情，有强烈的事业心，有坚韧的献身精神。
同时，他这样形容自己的创作心态：“每拍完一部片，总感到遗憾的地方很多，从不躺在已拍的胶片堆上。我总希望，并追求今年拍的戏，要尽一切努力超过去年，哪怕是在一个局部超过。每拍一部影片，我总把它当作一个起点，给自己‘穿小鞋’。”
